兩會已經(jīng)結束。盤點本次兩會，一個焦點就是教育不公問題。教育不公不僅引起了代表委員的強烈關注，而且一些“封疆大吏”也直接表達了對此的不滿和憂慮。比如，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兩位最高領導———區(qū)委書記曹伯純和區(qū)政府主席陸兵就直斥教育不公現(xiàn)象，后者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教育不公，說到底就是教育布局、教育投資、教育師資力量調配不合理所造成的。”把矛頭對準現(xiàn)行某些教育政策。

　　誠然，經(jīng)濟落后會導致教育的有效供給不足，經(jīng)濟、文化的不平衡發(fā)展也會導致巨大的地區(qū)差距、城鄉(xiāng)差距和貧富分化。面對這種歷史形成的教育發(fā)展差距，有關部門本應通過制度安排和政策調整來增進教育公平，縮小差距。但我們遺憾地看到，長期的教育政策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錦上添花”，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現(xiàn)實中的教育差距。

　　教育不公的表現(xiàn)首推“以城市為中心”。長期以來，壁壘森嚴的城鄉(xiāng)二元體制在一切公共資源分配方面都不遺余力地向城市傾斜，教育投入也毫無例外。以2002年為例，占總人口60％以上的農村只獲得全部教育投入的23％。

　　重點學校制度人為制造差距。這種把學校、學生分為不同等級，為了選拔少數(shù)“尖子”，而使多數(shù)兒童的利益受損、強烈競爭性的教育，是造成“應試教育”的重要基礎，也是學校亂收費的主要來源。基礎教育如此，高校也被人為地劃分為重點或非重點，不同級別的大學根本不能進行競爭，人才和師資向高級別的大學集中，地方性高校的發(fā)展普遍面臨人才和資金瓶頸。

　　高考錄取采取的是分省定額劃線錄取的辦法，各省區(qū)市的錄取定額并不是按照考生數(shù)量平均分配的，而是按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優(yōu)先照顧城市考生的準則。可以說，高等教育入學機會不均，加劇了原本已經(jīng)存在的城鄉(xiāng)之間的教育不平等。

　　與民營經(jīng)濟一樣，中國民辦教育也是在龐大的公辦教育夾縫里生存的。但遠不如民營經(jīng)濟幸運的是，民辦教育至今還處在夾縫里。長期以來，民辦學校沒有取得和公立學校平等的法律地位，不準民辦教育營利，限制產(chǎn)權和學位授予權，大大拖延了民辦教育的發(fā)展步伐。其實，中國是最富有民間辦學傳統(tǒng)的國家，民辦教育的落后，不僅加重了國家的財政負擔，而且也使得一部分貧困家庭的子女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機會。

　　再有，民工子女沒有平等受教育權。民工子弟進城上學，猶如他們的父輩進城打工一樣，處處受到不公正待遇，也不能在就學所在地參加高考。

　　導致教育不公的原因還有很多，但主要是上述幾方面。從這些原因來看，背后似乎都飄蕩著一個“幽靈”，就是精英化取向。精英化在我國不僅反映在高等教育階段，也反映在初等和中等教育階段。以高考為指針的考試體系和培養(yǎng)模式，使學生從小學就開始參與選拔和競爭，重點學校制度更是體現(xiàn)了教育的精英主義取向，并為選拔和競爭性考試提供了“用武之地”。而教育的精英化取向與教育公平是根本對立的。

　　普遍認為，教育不公是最大的社會不公平。教育部部長周濟今年2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已經(jīng)談到教育不公，并承諾教育部將對農村家庭貧困的學生免除雜費、免除書本費，加大對高校貧困學生的扶持力度，解決教育亂收費問題。雖然這些措施對解決教育不公起不到太大作用，但政府能認識到這一問題是好事。當然，解決教育不公不是畢其功于一役的事情，因為在教育不公的背后，已形成一個龐大的獲利集團。但我們應該有這樣的準備，確保教育公平是關系國家戰(zhàn)略的大問題，因此，保障教育公平應成為各級政府的首要職責。

　　鄧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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