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梅的兒子一向招幼兒園老師喜歡，上到大班下學期卻突然成了一個“落后分子”，還被老師告了幾回狀：“我們現在每天上下午要各上兩節40分鐘的課，他沒等下課就帶著小朋友在地上爬。我們批評了他。”

　　“我們現在教小朋友上課舉手回答問題，老師還沒來得及叫別的小朋友，他坐在座位上直接就說出了答案。”

　　杜梅覺得，這學期幼兒園一開學，那還帶著一股奶味的大班教室就有了明顯的緊張空氣。

　　老師非常鄭重地對家長們說：“我們這學期的教學目標是拼音，要學會整體拼讀，算術20以內加減法，還要學會寫一些簡單的字。英語聽說也要加強。”

　　與此同時，幼兒園收了100多塊錢的書費，發給孩子們《名牌小學入學測試題精選》、《小學入學專項訓練》、《小學入學知識必備》等好幾本16開的書。每本書都將近100頁，因為是銅版紙，顯得非常厚重。幾本書加上練習本放在書包里，沉甸甸的。

　　有了這些書，按照老師的要求，孩子每天回家都得寫七八頁作業。雖然每頁內容不多，但孩子也要寫上半個多小時。在杜梅看來，題目已不是簡單的加減法了，繞了好幾個彎。

　　比如，小明在班里正著數是第七個，倒著數是第五個，他們班一共有多少小朋友？又比如，小明房間里養了一只貓一只狗，房間里一共有多少條腿？

　　家長會的空氣更是緊張。幼兒園請來了一位附近小學的老師，給大家提了11條小學入學測試的要求。

　　杜梅說，像說出家庭地址、看圖說話、20以內加減法，孩子還是能夠達到的。但用英語指認物品、給寫出的字注拼音，解釋像狐假虎威、葉公好龍這類成語，對于6歲孩子還是有一定難度的。

　　更讓她無法想象的是，兒子一天無意中說起小朋友已經有了簡歷！杜梅非常吃驚，難道上小學還需要介紹孩子有什么成果嗎？第二天，杜梅特意找小朋友的家長要來簡歷學習一下，真是大開眼界。設計精美的簡歷分為對開兩頁，第一頁表格上不僅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照片這些傳統項目齊全，還有詳細的愛好、特長，比如會輪滑，會游泳，彈鋼琴幾級，畫畫得過什么獎之類。當然父母的職業必不可少。第二頁則是證書展示，有鋼琴比賽獲獎證書、輪滑等級證書、珠心算證書。繪畫作品也分類展示，竟然還分為水墨畫、蠟筆畫兩種。

　　杜梅感嘆，別說高考在搞應試教育，現在對于幼兒園學小學的內容，小學學初中的課程，社會輿論都已經麻木了。連幾歲的娃娃都被大人包裝得如此社會化，要上個小學弄得跟大學生求職一般。孩子太累了！杜梅實在不明白教育怎么成了這個樣子？

　　上幼兒園就在拼家長小學更是家長間的過招

　　其實，對于孩子上學的焦慮，杜梅早在去年11月份就開始了。當時她帶兒子去少年宮學畫畫，一群5歲孩子的家長在探討如何擠進重點小學門檻的“大事”。一位家長說，她已經把孩子的簡歷送到了全家最心儀的小學。

　　“太早了吧？”

　　“不早了，要上好學校，就得提前打招呼。”

　　聽著這些對話，杜梅猛然意識到孩子馬上要上學了，可自己對孩子在哪兒上學還沒任何設計。

　　杜梅一直抱著上小學就是要離家近，免受路途之苦的想法，就想把孩子送到周邊的小學。可是這個想法立刻被家人否定：“不行，雖然家周圍有小學，可是一定要考慮到上中學，現在不是學籍就是戶籍，看你占哪頭。”

　　不僅是公婆和丈夫反對，連朋友們也在輪番對她進行轟炸洗腦—現在學校檔次差距是相當大的，差的學校連教學樓都破破爛爛，而好學校游泳池、圖書館、科技館一應俱全。即使老師的水平差不了太多，可是在不同的學校，老師的精氣神差得遠呢。

　　杜梅總覺得心中有一口悶氣：“真想把兒子就送小區對面的學校，站在自家陽臺上就能看見那個小小的操場。可是想到孩子就這一個，沒法實驗，也經不起教育的失敗，只好再去找關系。現在上小學、上中學，家長都在暗中使勁，比武過招，問題是要拼到什么時候？”

　　改變“苦難”的童年需要全社會打一場反恐戰

　　“幼兒園是孩子和家長最幸福的階段，一上小學就沒這么舒服了，你可得做好思想準備。”類似這樣的話，杜梅不知聽了多少遍。

　　每天6：30起床，6：50出門，開車三四十分鐘送孩子上學，對于北京的小學生家長好像是很平常的事。平時這樣辛苦，周末也不能休息，有的小學生甚至是從一年級就開始在外面上奧數班、英語班。

　　“不學不行啊，別的小孩都在學，你的小孩不學就會落后，有挫折感，甚至厭學。”一位同事的小孩，平時晚上寫完作業彈鋼琴，周六上午是奧數，下午是英語，周日上午還有一個作文訓練課，一周下來，只有周日下午可以休息半天。

　　還有一同事，從孩子上小學起，就與丈夫“分居”，帶著孩子住在離學校非常近的一間租來的小房子里。

　　專門為孩子上學近買城里的房子，背上更多貸款的；為了孩子不惜花上一兩千塊錢請保姆做飯的；為了孩子辭職專門做全職媽媽的——這樣的例子聽多了，杜梅真是對孩子上學心存恐慌。

　　原來大學同學經常聚會，可是最近幾年，同學的聚會越來越少。尤其是自己大學一個宿舍的同學，孩子們都相繼進入小學，這些媽媽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最近還聽說，一位同學為了孩子小升初，花了上萬塊錢報了好幾個課外培訓機構，這些都是為上好中學采取的“占坑”政策。因為這些培訓機構與好中學有密切聯系，是為好學校挑選優秀小學生的。

　　“小孩的成績真是家長的狠心換來的！”“對孩子嚴一些，沒壞處。”杜梅每次聽到這些議論，都對當初要孩子是否正確產生懷疑。

　　最近青少年問題專家孫云曉提出一個現象叫“童年恐慌”，他解釋這個詞是說當兒童面對巨大的壓力，不能理解，也不能承受而出現的一種較持久、較強烈的焦慮心態，現在這種恐慌正在全國蔓延。孫云曉舉例說前兩年公共外語考試，北京市小學生參加考試的占到5萬人，成了主角。如今恐慌的勢頭已然壓到幼兒園了。為了讓孩子上一個好的小學，幼兒園紛紛開課，每天留三門四門作業不是新鮮事。

　　“童年恐慌的同時，我們這些幼兒家長也有”學前恐慌“。”杜梅一直在尋求一種解釋，或是一種解決辦法，但是一直不能如愿。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知名學者楊東平近日在他的博客中提出：“教育需要打一場”反恐“戰——消除家長的集體恐慌。在不能改變大環境的情況下，家長其實還是可以做選擇的。至少，要抵制萬惡的奧數，抵制那些以戕害兒童的好奇心、想象力、學習興趣為旨的”培訓班“，等等。”

　　但杜梅還是心存疑慮：理論上如此，可是以分數為主的考核標準不變，校際差別仍舊存在，作為獨生子女的家長誰又能真正超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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