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眾所周知，當幼稚園教育在西方和日本普遍盛行的時候，中國的幼稚教育還是封建式的家庭式教育，基本上沒有正規的社會性幼教機構，因此在幼稚教育內容、方法等方面帶有嚴重的封建落后性，當先進的知識分子通過日本的媒介將幼稚園教育介紹到中國并加以實踐時，幼稚園教育在中國正式落地生根，中國的幼稚園教育開始逐步發展起來，因此不可抹煞日本幼稚園教育所發揮的作用。

　　雖說自人類產生以來就有了幼兒教育，然而幼兒教育機構的正式定型卻是后來的事。無論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起初無不以家庭為幼兒教育的基本“機構”。隨著近代工業文明的發展，第一所幼稚園在德國產生。由于其自身具有的優越性，再加上福祿培爾及其追隨者的大力宣傳，幼稚園教育在西方開始盛行。19世紀70年代，幼稚園教育伴隨著福祿培爾教育思想傳入日本，并在日本迅速發展起來。幼稚園教育傳播到中國則是以日本為媒介的，晚于日本約二十余年。因此，清末幼稚園教育的發展深深地打上了日本幼稚園教育的烙印。本文試圖分析日本幼稚園教育是如何影響中國幼稚園教育的，并在此基礎上揭示其時中國幼稚園教育的特色與不足之處。

　　一、日本幼稚園教育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與實踐

　　19世紀70年代，近代中國開始了與日本明治政府的外交往來。1877年1月，何如璋、張斯桂、黃遵憲等正式出使游歷日本，他們在游歷過程中對日本的學校教育（包括幼稚園教育）均有所關注，并留下了可貴的片言只語。如張斯桂在《使東詩錄》中寫道：“攜同保姆學觀場，乳臭孩提六七行（約近百人）；何必勝衣方就傅，縱然總角也登堂（自四歲至六歲）；教循矩步心求赤，試聽弦歌口褪黃；畫荻馀閑呈雜戲，秋千影里話斜陽。”〔1〕傅云龍在《游歷日本圖經馀紀》中專門列有幼稚園表一項簡單介紹了日本的幼稚園情況。〔2〕黃遵憲在《日本雜事詩》中這樣描述當時日本的幼稚園：“聯袂游魚逐隊嬉，捧書挾策雁行隨，打頭栗鑿驚呼暮，悵憶兒童逃學時。（附女子學校有幼稚園，皆教四五歲小兒。鳥獸草木，日用器具，或圖畫，或塑形，以教之以名。教之剪紙畫罫，摶土偶，疊方勝，以開其知識。教之唱歌、說話、習字，陳一切蹴鞠、秋千之類，于放學時聽之游戲，以誘掖其心，節宣其氣。課程皆有一定不易之刻，坐立起止，皆弱以兵法部勒之，泰西之教法也。校中有保姆，有訓導。）”〔3〕

　　遺憾的是，一方面由于甲午戰爭之前國內風氣未開，另一方面由于以上諸君在教育界的影響力有限，所以這一時期對日本幼稚園教育的介紹沒有在國內引起重視。甲午戰爭之后，大量學生赴日學習教育，成批的官紳赴日考察學務，再加上部分維新人士在日本避亂時致力于學術和教育方面的研究，使得日本的幼稚園教育得以正式完整地傳入中國。其代表性的人物有吳汝綸、羅振玉、嚴修、梁啟超、吳朱哲、曹廣權、吳蔭培等。

　　吳汝綸于1902年以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身份赴日考察，為時將近四個月。在日本期間，吳汝綸不僅參觀了日本的各類學校，還聆聽了文部省關于教育的講座，并與日本教育界人士進行教育方面的交談。吳汝綸于同年10月歸國前在日本出版了自己的考察日記《東游從錄》，提出改革中國教育的設想。吳汝綸考察的重點放在學校制度上。在吳汝綸赴日前，中國學校教育還沒有形成一個系統的制度體系，各類學校較為分散獨立，基礎教育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1902年8月，由張百熙主持制定了中國第一個學制——《壬寅學制》。當時吳汝綸正在日本考察，并未直接參與學制的制定工作，但是吳汝綸是在張百熙跪請下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并取得張百熙的同意后出游日本的。在此期間，兩人經常保持聯系，吳汝綸曾給張百熙寫過六封信，表達自己改革學校建設的設想和意見。因此，不能否認吳汝綸赴日考察對清末第一個學制的影響。

　　羅振玉于1901年冬受張之洞與劉坤一的委托，攜兩湖書院監院劉洪烈，自強學堂教習陳毅、胡均等一行六人赴日考察學務，出發之際即受命考察日本現行學制章程，以期為國內參考之用。羅振玉一行于次年春歸國。羅振玉著有《扶桑兩月記》介紹日本教育制度，并在其創辦的《教育世界》上發表多篇關于建立學制的文章。他還與隨行的陳毅直接參與了《癸卯學制》的起草工作。《癸卯學制》將“蒙養教育”的年限從六七歲兒童降至“為保育三歲以上至七歲幼兒”，并確立了中國近代第一個幼稚教育法規——《奏定蒙養院章程和家庭教育法章程》，更加明顯地體現了屬于幼稚園性質的蒙養院地位。《癸卯學制》的制定與羅振玉一行的考察密不可分，參與起草者陳毅更是功不可沒。

　　嚴修于1902年、1904年兩度東渡日本考察教育。除了考察師范、實業以及各類私立學校外，還著重考察了日本幼稚園。從嚴修的《東游日記》中可以看到，嚴修在日本期間參觀了多所幼稚園，從與各幼稚園園長或保姆的交談中汲取了實施幼稚園教育的理論與經驗。1905年，嚴修在天津創辦了嚴氏女塾保姆講習所，并附設蒙養院作為學員實習的場所。鑒于國內幼稚園的師資和設備的貧乏，嚴修聘請在日本結識的大野鈴子出任教師，翻譯并使用日本幼稚園教育教材，還從日本購得鋼琴、風琴、兒童桌椅、教具等教學設備。

　　梁啟超在逃亡日本避亂之際，對日本的教育制度進行了一番細致的考察與研究，《教育政策私議》即是他在1902年所撰的一篇教育論文。在該文中，梁啟超不僅提出了構建一套從幼稚園、小學校、中學校、分科大學到大學院的系統學制，首次將幼稚園教育納入學制系統，并且設計了一份教育期區分表，即兒童身心發達表，明確將教育期分為幼兒期、兒童期、少年期、成人期四個階段，且概括出每一階段在身體、知、情、意、自觀力等方面的特征。梁啟超歸納的幼兒期身心特征為：在身體上，一歲前后，乳齒生，習步行，學言語，始與他動物全別，具人類之特性；有營養之求，有欲望之起，感覺之力漸臻敏捷。在知上，感覺知識之動機極為銳敏。在情上，其感情皆起于感覺，恐怖之情甚強。在意上，只有感應的意志。在自觀力上，未自知有我，純然沌渾未鑿境界。〔4〕由此可見，將幼兒身心特征與教育分期緊密結合，并以此構建囊括幼稚教育的學制體系，正是梁啟超考察日本及西方教育制度的理論成果。

　　以上諸君在東游日本考察教育的過程中，主要是考察學校教育制度，形成了對包括蒙養院或蒙養園在內的學校制度的宏觀上和理論上的認識，為中國近代學制的確立以及幼稚園教育制度的確立奠定了一定的制度基礎。后期的赴日考察者則主要是從微觀和實踐的層面將日本幼稚園教育傳播到中國并加以實踐。

　　1906年，禮部侍郎曹廣權赴日本考察學制，結識了日本著名教育家中村五六，在與中村的交流中，接觸到福祿培爾的幼稚園教育思想。歸國時，曹廣權將從日本獲得的福祿培爾游戲恩物帶回國內，并介紹給國人。1908年，曹廣權在北京創辦曹氏家塾幼稚園，以自己在日本期間所獲的幼稚教育知識指導幼稚園工作。1910年，曹廣權在《教育雜志》上發表《幼稚園保育實習談》一文，宣傳福祿培爾關于游戲、唱歌、談話、手技等方面的幼稚教育思想，“弗勒別爾（福祿培爾）創立保育事項，區之曰游戲、唱歌、談話、手技四者，各有情義。語其大要，即以使幼兒身體知識平均長育為主，必按合兒童年齡心性及家庭社會情形，由保育者酌定一貫通主旨，聯絡而善用之，始能合其本意。若四者各不相謀，或畸輕畸重，或任便為之漫無用意，或強行成法不解便通，則非徒無益，反足為害”。〔5〕當然，曹廣權所介紹的福祿培爾教育思想是經過日本人加工而成的二手材料，但其思想主旨是基本一致的。自此，該雜志刊登了多篇有關福祿培爾及蒙臺梭利教育思想的文章，逐步形成了幼稚教育思潮。

　　1906年7月，新授廣東潮州府遺缺知府吳蔭培受兩江總督端方的委派，自費赴日本考察。吳萌培在考察期間著有《岳云盫扶桑游記》，詳細記錄了考察之所見所聞與所思所想，并請端方代為上奏。吳蔭培的具陳主要有五條，其中第一條即“興女子師范學校及幼稚園”，具體為：“學業始于普通，終于專門，中學校以下大抵皆普通學。中學校以蒙小學校為基礎，蒙小學校以幼稚園為基礎。日本幼稚園學生小者只有四五歲，保姆教導分談話、手技、游戲等三科①，事甚淺易，而德智體三育隱寓其中。日課惟午前三小時，無寄宿，過午即歸。”目睹日本幼稚教育的發達，有感于本國教育的滯后，吳萌培感嘆“今日興學當以此為第一事”。然而，由于當時新式教育風氣初開，除了京師、上海等地外，幼稚園的開設較為艱難，再加上女學風氣未開，勢必影響到幼稚教育的師資。因此，吳蔭培認為“似宜明降諭旨，責成各行省遍設女子師范學校及幼稚園，以開眾學之先”。〔6〕1907年以后，中國女子教育及幼稚園教育取得了相應的地位與進步，不能說沒有吳蔭培等人士的提倡之功。

　　吳朱哲女士在1903年協同吳馨女士創辦上海務本女塾后，也于1904年單身赴日，就讀于日本保姆養成所。1907年學成歸國，她在上海公共幼稚舍創辦保姆傳習所，從學者36人，〔7〕更是推進了清末幼稚園教育的實際發展。另外，大量清末留學生和提學使的對日教育考察都在向國人介紹日本幼稚園教育的過程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日本幼稚園教育對清末中國幼稚教育的影響及評價

　　在清末學習日本的風氣和氛圍中，幼稚教育同樣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日本幼稚園教育的烙印，在辦園宗旨、師資延聘、課程、教學方法等方面都帶有濃重的日本色彩。

　　從辦園宗旨上看，清末幼稚教育較為濃重的德育和智育色彩深受日本幼稚教育宗旨的影響。《湖北幼稚園開辦章程》第一條即指出：“幼稚園因家庭教育之不完全而設，專輔小兒自然智能、開導事理、涵養德性，以備小學堂之基礎為宗旨。”〔8〕該章程是在日本人戶野美知惠的指導下擬訂而成的，自然是以日本幼稚教育宗旨為參照。《奏定蒙養院章程和家庭教育法章程》也規定保育教導要旨為“使之遠于澆薄之惡風，習于善良之軌范”，“留意兒童之性情及行止儀容，使趨端正”等。〔9〕

　　從師資上看，清末幼稚園的保姆或教習大多聘自日本。中國近代第一所公立幼稚園是1903年秋創立于武昌的湖北省立幼稚園，聘請三名日本人為保姆。是年北京京師第一蒙養院成立，院長由日本保姆師范畢業生擔任，并聘兩名日本人為教習。隨后，上海務本女塾、無錫競志女堂、湖南蒙養院、天津嚴氏家塾保姆傳習所和附屬蒙養院、福州幼稚園保姆養成所等幼稚機構都聘有日本保姆或教習。清末先后有戶野美知惠（湖北幼稚園）、河原操子（上海務本女塾）、加藤貞子（京師第一蒙養院）、春山雪子、佐滕操子（湖南蒙養院）、小野八千代（南京弁敏女學堂幼稚園）、酒井余野（安慶布政司衙門幼稚園）、河瀨梅子（福州幼稚園）、山口政子、前田新子（奉天第一、二蒙養院）、大野鈴子（嚴氏女塾保姆講習所）等日本人來華從事幼稚教育工作。〔10〕

　　在教學內容和方法上，清末幼稚園的課程及實施方法基本上照搬日本。《奏定蒙養院章程和家庭教育法章程》規定保育教導條目為：游戲、歌謠、談話、手技，與曹廣權考察日本時所記錄的游戲、唱歌、談話、手技的課程如出一轍。晚清最后十年中所開設的幼稚園（教會幼稚園除外），基本上都是依據日本的幼稚園課程進行教學的，甚至連日語也成了學習科目。在教學過程中仍然是以注入式為主，正如張雪門在《我國三十年來幼稚教育的回顧》一文中所述：“要形容這一時期的幼稚教育，和現在注入式的小學十分類似。他們將談話、排板、唱歌、識字、積木等科目，一個時間一個時間規定在功課表上，不會混亂而且也不許混亂的，教師高高的坐在上面，蒙養生很端正的坐在下面。教師教一樣，學生學一樣，全部活動不脫教師的示范，兒童不能自己別出心裁，也不許其別出心裁。至于各種工具和材料，如果教師不給，兒童自然不能自由取用，且放置的地方很高，兒童雖欲取而不得，管理上的嚴肅主義，也和現在注入式的小學一樣。”〔11〕

　　綜上可知，清末中國幼稚教育的發展的確是在日本幼稚教育的影響下進行的，存在著“東洋化”的傾向。民國后期著名的幼兒教育家都曾指出此時期幼稚教育的主要弊端之一即為此。陶行知稱此為“外國病”，提出建設“中國化”的幼稚園，陳鶴琴就此指出“幼稚園要適合國情”，張宗麟在對江浙等地幼稚園進行調查的基礎上提出幼稚教育的“民族性”。諸如此類的批判和建議層出不窮。然而不能忽略的是，以上教育家并沒有絕對地否定此時期幼稚教育在日本影響下取得的一定進步，“幼稚教育之來華，尤為近十數年間事，故一切設備教法抄襲西洋（引者注：包括日本在內）成法，亦勢所難免”，便是最好的注腳。〔12〕“幼稚園要適合國情”從一個方面理解是要體現自己的民族特性，從另一方面看，則是要適應當時的國情。眾所周知，當幼稚園教育在西方和日本普遍盛行的時候，中國的幼稚教育還是封建式的家庭式教育，基本上沒有正規的社會性幼教機構，因此在幼稚教育內容、方法等方面帶有嚴重的封建落后性，當先進的知識分子通過日本的媒介將幼稚園教育介紹到中國并加以實踐時，幼稚園教育在中國正式落地生根，中國的幼稚園教育開始逐步發展起來，因此不可抹煞日本幼稚園教育所發揮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張斯桂.使東詩錄〔M〕.長沙：岳麓書社,1985:147－148.

　　〔2〕傅云龍.游歷日本圖經馀紀〔M〕.長沙：岳麓書社,1985:276.

　　〔3〕黃遵憲.日本雜事詩〔M〕.長沙：岳麓書社,1985:655.

　　〔4〕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4冊：教育政策私議〔M〕.上海：中華書局,1941.

　　〔5〕曹廣權.幼稚園保育實習談〔J〕.教育雜志,1910,(6).

　　〔6〕吳蔭培.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教育考察

　　記：岳云盫扶桑游記〔M〕.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765.

　　〔7〕陳鴻壁.幼稚教育之歷史〔J〕.教育雜志,1927，（2）.

　　〔8〕〔9〕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386,384.

　　〔10〕汪向榮.日本教習〔J〕.社會科學戰線,1983,(3).

　　〔11〕張雪門.中國學前教育史資料選:我國三十年來幼稚教育的回顧〔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179－180.

　　〔12〕張宗麟.張宗麟幼兒教育論集:調查江浙幼稚教育后的感想〔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425.

　　來源：《幼兒教育》（教育科學版）2007.5

　　福建師范大學教育系 方玉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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