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學校班主任被“授權”可以批評學生，引起了不少議論。這使我想起了上學期我的說理寫作班上的一次作文，學生作文的議題是，學校是否應該允許教師打學生(spanking)。美國的一些地方還保留英國傳統的spanking，這種體罰觸及的學生身體部位和方式都是有明確規定的。一般是用手掌、小棍子或木片打學生的臀部，所以又可以叫做是“打屁股”。

　　我的學生在討論中有兩種不同意見。一些學生認為，打屁股是一種體罰，而所有的體罰都會對學生造成肉體和精神傷害，因此應予禁止。另一些學生則認為，“打屁股”是一種教育方式，讓學生有機會學到賞罰分明的社會規則。持不同意見的雙方在說理辯論中，都把“打屁股”上升到一個較高層次的概念之中：“教育”或“體罰”，然后再以“教育”或“體罰”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來判斷該不該“打屁股”。爭論的焦點是“打屁股”，不是“教育”或“體罰”。所以，如果學生在作文中用“老師是否有權教育學生”來代替“是否有權打學生屁股”，那就是寫偏了論題。

　　在授權班主任可以批評學生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批評”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呢？與“打屁股”這個明確的行為相比，“批評”顯然是一個含義很模糊的行為。例如，學生犯了錯，老師對他大聲斥責，責令他寫檢查，甚至罰他站墻角、餓飯，這是批評嗎？我們是不是因為老師有權批評學生，就允許老師以這類手段對付學生呢？對這樣的問題肯定是會有不同看法的。在這種具體情況下，問題的關鍵就不再是老師可以不可以批評學生，而是應該用什么合適的方法批評學生。由于“批評”不是教師具體行為的一個確切指稱，因此它在實際教學中并無可操作的意義。

　　在美國學校里，老師對待學生的第一原則是尊重。老師的用意再好，也不能用使學生覺得羞辱的方式去批評學生。老師在對學生指出錯誤之前，都會先聽聽學生怎么說，然后再以規勸的口氣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要求。有時候，老師不知不覺嗓門大了，學生就會說：“你怎么對我大吼大叫呀。”這時老師再有理也會頓時變得理虧了。學校允許老師批評學生(指出錯誤)，但決不會授權老師大聲吼叫地訓斥學生。如果不涉及批評的具體方式，籠統地授權老師批評學生是沒有意義的。

　　老師批評學生，這本是他教育工作的一部分，學校既然聘請他任教，表揚和批評學生就是他分內的事，是他教師職責的一部分。老師批評一個學生，不僅僅要告訴他什么事做錯了，而且還要告訴他為什么錯了，這就需要與學生講道理。老師在與學生講道理的過程中，言傳身教地教會學生如何講道理、如何按道理做事。這是一種比傳授任何專門學科知識更基本、更重要的教育。這樣的批評難道不是老師份內的事嗎？還需要特別的授權嗎？

　　學校里的“批評”出了問題，那一定是師生之間理性溝通和講道理的機制先已經出了問題。師生間理性溝通的基礎應當是一種相互平等、善意的信任關系：老師信任學生可以以理說服，而學生則信任老師是為他好，不是存心與他過不去、給他穿小鞋。

　　說實在的，“批評”這個說法本身就未必有助于這種雙方平等的信任關系。批評往往先就有了一種我對你錯的不平等含義，接下來便是，我說了，不管愿意不愿意，你都得服從，都得照我的意思辦。這樣的批評不知不覺地把社會中上級對下級，領導對群眾的那一套搬到學校里，與老師教學生講道理的應盡責任先已經背道而馳。這樣的批評當然會引起學生的抵觸。學生有抵觸，就會對老師有反感，不信任他的好意。這時候老師的批評即使是授權的，又怎么會有效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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