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季開學的前幾天，安徽省教育廳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級各類幼兒園一律不得使用幼兒教材、課本等變相教材。這份通知開篇就強調：“嚴格按照幼兒身心成長規律開展保育教育工作，嚴禁‘小學化’教學。”

　　近些年來，應試教育壓力層層下移，再加上有利益驅動，很多孩子從上幼兒園起就被套上了重重的“枷鎖”。據安徽省教育廳基教處接到的舉報，在銅陵某幼兒園里，每個孩子一學期要訂5種教材，其中包括“蒙氏數學”、“蒙氏語文”、“蒙氏英語”、“分享閱讀”、“階梯英語”；更有甚者，在安徽有的幼兒園里，一個孩子竟然要訂10本教材。

　　幼兒教材的質量，同樣也是參差不齊，有的不僅僅是誤人子弟。2006年，海南省海口市鳳翔幼兒園大班使用的教材《幼兒園常識》，上面關于交通安全的事項竟然這樣寫著：“紅燈亮了行人就可以過馬路，綠燈亮了行人就停下。”“幼兒園的教材難道教孩子去送死嗎？”一時間，全國上下對幼兒教材一片質疑聲。

　　今年4月，教育部加強中小學管理規范辦學行為現場經驗交流會在濟南召開。會議一致認為，一些地方和學校仍然存在著辦學行為不規范的問題，已經制約了新時期基礎教育持續健康發展。為了規范中小學的辦學行為，教育部出臺了相關指導意見。

　　按理說，在上述背景下，安徽省教育廳的重拳出擊是形勢使然，本當迎來滿堂喝彩，沒想到卻招來一些爭議。

　　沒有書了有些家長擔心了

　　“禁書令”旨在規范教材市場和辦學行為，初衷還是為了孩子減負，可是有些家長對教育主管部門的這番好意卻“不領情”。

　　“本人小孩開學在示范幼兒園上大班了，突然聽說原來使用的教材要停用了，現在不用教材了，以后幼兒園就是托兒所了，難道以后我們每天辛辛苦苦地工作之余，還要晚上承擔教學工作嗎？”有位家長在“黃山在線”論壇上發帖。

　　記者在采訪中還發現，對于那些孩子即將上學的家長來說，他們更多了一份擔憂：“小班、中班不用教材，還能理解，可是到了‘幼小銜接’的階段，不用教材的話，孩子怎么能升入小學？”

　　對此，安徽大學附屬幼兒園的園長袁老師表示，“幼小銜接”主要是感受為主，可以帶孩子們去感受小學的生活，帶他們熟悉小學的學習環境。學習的習慣最重要，遠遠超過學幾個字、背幾首詩。但是，“有些幼兒園，師資不夠雄厚，硬件也不完善，于是在‘幼小銜接’大做文章，弄得我們在家長面前很被動。”

　　家長的急切心態帶火了形形色色的課外輔導班，很多孩子從幼兒園的大門剛接出來，又被送進了另一扇小門。記者撥打了一家位于合肥市長江西路的早教機構的電話，工作人員強烈推薦了“蒙氏數學”，并且說：“上的孩子非常多，現在已經有5個班了。”

　　“水漲船高，小學入學門檻變高了，孩子不緊張點能行嗎？應當理解家長的苦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辦園園長說，“禁書，哪能完全禁得了？將來孩子上不了好學校，家長也會怪我們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幼教專家表示：“現在吃幼教飯的人太多了，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管得了這邊，不一定管得了那邊，你能禁得了幼兒園里的教材，但是能保證家長不去書店買嗎，你又能管得住輔導班不用教材嗎？”

　　沒有書了老師工作量加大了

　　雖說教師還能使用適量的參考用書，但是孩子們手上沒有了一張紙，面對突然增大的備課量，有些老師不免有了怨言。在銅陵剛剛召開的安徽省園長論壇上，不少園長帶來了教學一線的聲音，不過一位與會者提出了這樣的疑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剛工作那會，哪有什么教材，還不是老師們自己動手做卡片、做教具，不也照樣能教得好嗎？我們現在只是回歸了。”

　　這的確是一種回歸，回歸的不僅僅是一種形式，也是一種精神。

　　提起禁書，安徽大學附屬幼兒園的袁老師一臉平靜。“禁書”之前，她所在的這所幼兒園就不完全依賴教材，老師在備課的時候經常準備補充教具。她認為，教材停用未必是壞事，停用之后，老師的動手能力又恢復了，思維上也有了鍛煉。

　　記者在這家幼兒園目睹了一場角色游戲，在分別掛著“理發店”和“醫院”牌子的拐角，放著各種相關的道具，一位老師拿著一個聽診器告訴一個大班孩子它的作用，接下來用一把小錘子演示人體膝蓋的條件反射。“這樣的教學，難道還非得要使用教材嗎？”

　　安徽師范大學教育系的吳玲教授表示，沒有了教材之后，老師的惰性會得到遏制。

　　不過與惰性作戰，每個人都不會覺得輕松。在省直機關第三幼兒園，“85后”的韓老師說，勞動量明顯增大了。“一開始有點不適應，可是也過來了，后來想想也沒那么可怕。”她所在班級有37個孩子，如果為每個孩子準備一副教具，哪怕僅僅是一幅供填色的圖畫，也要花掉一個下午的時間。

　　吳玲教授說：“沒有了教材之后，好教師與差教師的差距一目了然。教師的主動性更大了，好教師的作用更明顯了。”

　　沒有書了出版社的奶酪被動了

　　教材銷售大戰打響之際，這紙禁書令的到來多少有些“不合時宜”，它在客觀上觸動了多方的利益訴求點，原有的分配格局不免重新洗牌。

　　安徽少兒出版社負責小學教材的洪主任在電話里告訴記者，教育主管部門有自己“禁書”的理由，但這是敏感時候，她不方便說話。在記者的再三追問下，她只回答：“少兒出版社的教材是2002年秋季進入全省幼兒園的。”但是，有不少幼兒園的園長向記者反映，這次少兒出版社受到的影響很大，因為他們出版的是全省統編教材，曾經占據了幼兒教材市場的大半江山。

　　“我們的經營模式主要是由經銷商來代理，但是目前風聲很緊，很多老師不用了，有的家長也跟著不買了，所以銷售量還是受到了影響。”安徽教育出版社小學教材編輯部的姚主任說，“不過好在我們的發行主要走市場，市場小了我們就少做一點，所以這次影響還能承受。”

　　“我們就是這條產業鏈上的一端，怎能不受波及？”一名經營幼兒圖書的經銷商說，由于教材實行的是代銷，所以賣不掉的書，最終全部退回出版社，因而作為上游的出版社，損失不言而喻。他還告訴記者，今年秋季以來，自己在幼兒教材這塊的業務量減少了三分之二。他埋怨說：“作為民營企業，我們沒有得到太多的優惠和扶持，但是卻要承受政策帶來的風險，心理怎么能平衡？”

　　記者也向安徽省教育廳基教處詢問，之前有沒有估計到“禁書令”會對出版社方面構成影響。夏業柱副處長的回答很堅決：“影響可能會有，但這是我們行業內部的糾風行動。”他說，教材市場實在太亂，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不受爭議不太現實

　　來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見使得有些人質疑“安徽是不是步子邁得太大了”。對此，安徽省教育廳基教處副處長夏業柱解釋：“其實2001年教育部就下了這樣的通知，福建省早在2003年就已經下發了禁令，所以安徽并非首創。”隨后，他執意在案頭的紙堆里找到了一份代號為“教基（2001）1號”的文件，上面有紅筆圈出：“不得要求幼兒園、學前班的幼兒購買任何教材和幼兒讀物。”文件落款：教育部，時間：2001年1月3日。

　　夏業柱進一步解釋：“我們所指的教材，幼兒園方面應該都能明白它的涵義，并非所有的書本；我們還特意規定班級活動室里必須具備圖書角，要讓孩子看到書，能去感受書”。

　　“到目前為止，我是沒有聽到太多反對聲，很多一線的園長表示贊同”。夏業柱表示，任何一項政策的出臺，要想不受爭議，是不太現實的。他認為，對家長而言，可能是受到了誤導，以為幼兒園就應該教孩子讀書識字，不理解幼教的概念與本質；對老師而言，有教材教起來省事，沒了教材，不免要天天準備教具、課件，工作量一下子加大了；對一些利益方來說，這是觸動了他們的利益點，而那些拿回扣的，更是被斬斷了非法之手。

　　采訪中途，他給記者看了幾條基層園長發來的短信，其中一條寫著：“大凡有良心的，沒有被諸多利益和好處熏昏頭腦的，都會支持新的文件，（過去）亂的實在太久了，就連某些主管部門的某些人都在其中充當中介和經紀人。好在從此以后，大家都可以清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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