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環境的數字化，波及各行各業，同樣幼兒園管理工作也主動或被動地卷入了數字化的浪潮，這就不得不令人擔憂了。

　　1、細則過于具體化，抑制創造性

　　先看看各幼兒園的考核細則：出勤，整個學期不缺勤者獎滿勤獎50元,可遲到3次扣5元、請假1天扣5元，滿勤獎也必泡湯。再如教學常規，只要沒有及時帶孩子做早操者扣、帶通訊工具進課堂者扣、上班吃早茶者扣、沒有在規定時間里組織教育教學活動者扣、不參加中心活動者扣、出門不開出門證者扣等等，沒有理由，沒有特殊，無論主觀還是客觀的原因總不能不扣。

　　考核條例越來越細，打分標準越來越多。如，幼兒座談、同行互測、家長滿意度測查、領導測評等結果一律作為考核甚至末位淘汰的硬杠杠。暫且不說在問卷和征答過程滲入了多少的主觀因素和人際關系，就只說末位的均分80．3分與倒數第二個的80．4分又存在多大的區別。再說，各項指標的數據來源可信度也是令人難以置信。一位家長給孩子老師打了90分，理由是：這個老師在路上遇到很少和家長打招呼。（其實他高度近視）

　　教師們為了得高分，循規蹈矩，按“細則”要求不敢越雷池半步。為了同行的高分不得不搞關系、騙孩子、攏人心。談何創造性、積極性、主人翁精神？得過且過，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吧。

　　2、工具過于現代化，缺乏人文性

　　領導們總是叫苦忙、忙、忙，可為了考核還加上了監督、檢查、登記、計算等工作，有時根本顧不上幼兒園的中心工作——保育教育了。為了從事務中解放出來，高級的監控系統在園長室占了重要的位置，價格不低的打卡機裝到了幼兒園大門口，并且自然成了教育現代化的“主角”。

　　它們的經濟價值暫不論及，可老師們變得更小心翼翼。有的說，園長這一招真靈！有的說：這是不是侵犯我們的人權；有的說：真不把我們當人看……“危機四伏”，時時處處小心謹慎地生活工作，裹足前進，因為稍有不慎，就有被“錄”進去的可能。

　　由于方法簡單、機械、粗暴，令人難以接受。一個個對策應運而生：代打卡成了家常便飯，先打卡再走人不足為奇，“車壞了”的經常有，小孩生病是遲到的“最好”理由，不少人家的鐘常常“停擺”，交警也總是在上班時間檢查老師的證件。有一次上班時間在一商店里遇到一位教師，問其怎么有空“逛”，回答令人費解：“反正開了出門證出來看病的，就不急于趕回去了”。諸如此類，都是教師缺乏人文關懷后的逆反行為。由于過多地用運用了不友善的教育和管理方法，沒有充分尊重教職工的人格，在格守中教師學會的是挑剔和找碴，在擔憂中學會的是畏縮和敵意，在失敗中學會的是說謊和逃避。

　　如果一味地埋怨教職工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是不公平的，而值得我們反思的卻是管理“數字化”過度推行。

　　3、方法過于簡單化，缺乏科學性

　　教師教育教學過程的復雜性，勞動的創造性，難以用“數字”來評估，不同于工人計件勞動的機械。如果能像教育家魏書生先生那樣有高招培養學生有老師和沒老師一個樣，并能因此鍛煉學生的自理能力，尋那又何必一定限時限刻地坐到教室去呢？而工廠時間到了，機器開始運轉，工人不能按時到班會造成浪費或損失。再說如果教師因處理偶發事件遲到1分鐘而扣分，可教師加班、利用下班時間備課制作教玩具、甚至連走路都在思考如何有關教育的問題等等又怎樣來計算時間和金錢呢？

　　一位向來工作認真并且自信的老師，在當年度中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并于第二年要晉升職稱。怎么說當年也評得上先進，本人的期望值也很高，可只因為家中有事請過事假，先進擦肩而過。事后不無感觸地說：“只要不請假，干好干壞都一樣”。

　　另外，眾所周知，班級管理的程度，孩子發展的水平，并不只是由教師主觀努力所決定的，環境的優劣、孩子的基礎等客觀因素不同程度上影響著教師的工作。

　　考核教師不能象用天平稱稱物體一樣一清二楚，也不能象做早操一樣一是一，二是二，否則太簡單化，只顧操作層面上，而嚴重挫傷積極性。簡單化的數字測量、數據統計、數量分析只會起到表面的作用，卻無助于管理工作的真正提高。

　　筆者無意否定量化管理的應有作用，而是覺得在管理中要在調動教師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的前提下，進行“數字化”管理，并制訂一些有效的政策加以完善，做到以人為本，核有價值，剛柔并濟。將定量考核與定性分析結合起來，將“數字化”管理與人的情感結合起來，將工作必然與一時的偶然結合起來，將“數字化”的工具性與人文性結合起來，充分發揮考核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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