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

　　除了陸上絲綢之路外，古人還開通了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也是從漢代開始。海洋雖然隔開了各國，但當人們掌握了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以后，它便成為無遠不至的通途。從漢代絲綢之路輸出的貨源來看，蠶絲和絲綢均產于沿海的江南，吳、越和山東齊、魯一帶，這些地方也是自古的盛產蠶絲和造船基地。這些地方既能對外輸出提供貨源，又能提供海外運輸的運載工具。這兩者是漢代開辟海上絲綢之路的社會條件和物質基礎。漢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打通了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是從海上經由印度溝通與羅馬的貿易交往，到海外去建立貿易關系，積極探尋海外市場和海上交通路線，海上絲綢之路是在漢代開始逐漸形成。

　　唐代（公元618-907年）開始從廣州起航的南海航路，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這條南海絲綢之路在傳播絲綢的同時，對促進各國之間的物質和文化的相互傳播和影響，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東南亞、南亞、西亞乃至歐洲各國都派使節通過海上來和中國通好，以求絲綢和進行其它貿易交換，絲綢作為一種重要的貿易交易品被源源不斷地輸往海外各國。

　　通過海上貿易得到利潤是當時政府重要的稅收來源之一。唐宋元三代都在中國東南沿海的著名貿易城市廣州、明州（今寧波）、泉州等地設立了專門管理進出口貿易的市舶司或市舶務，對來華進行貿易的海外商人給予盡可能的優惠與支持。絲綢之路成為傳播友誼、連結東西方文明的紐帶。

　　絲綢之路物質文明的外傳

　　西方對中國的認識是從絲綢之路上的絲綢開始。中國的絲綢制造業在唐代達到高峰，織法與紋飾都比以前更加豐富。明朝的絲織品繼承了唐朝以來品種繁多、華麗富貴的傳統，其精美絕倫的品質對世界各國有著巨大的吸引力。精美的中國絲綢一傳到西方便使西方人為之傾倒，羅馬詩人威吉爾稱贊中國絲綢比鮮花還美麗，比蛛絲還織細。隨著中國絲綢的不斷外傳，他們了解了中國的絲綢，也認識了中國。中國絲綢逐漸成為古代國際貿易中運銷最遠，規模最大，價格最高，獲利最豐的商品。除了絲綢，中國的瓷器、漆器等，都是西方國家鐘愛的具有東方韻味的工藝品。

　　絲綢之路上的外來物質文明

　　今天的中國所常見的一些植物與土產，許多是從外族引入。中國古代文獻中記載的一批帶有“胡”字的植物，如胡桃、胡瓜、胡蔥、胡椒、胡蘿卜，還有西瓜等，十有八九是來自西域。漢初以來，到中國的不僅僅有植物，還有羅馬的玻璃器、西域的樂舞、雜技。從魏晉到隋唐，隨著屬于伊朗文化系統的粟特人的大批遷入中國，西亞、中亞的音樂、舞蹈、飲食、服飾等也大量傳入中國。絲綢之路的開通與維持，對中西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絲綢之路上的宗教與藝術

　　隨著東西方商業貿易的頻繁交流，東西方文明的相互影響也日益增多。在物質文化交流的同時，絲綢之路帶來的文化成果也絢麗多彩。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西漢（公元前206-公元8年）末年就傳入中國，到了隋唐時期（公元581-907年），佛教已經得到發展，深入民心，并且由中國的高僧創立了中國化的宗派。今天隨處可見的佛寺石窟和名剎寺廟等，都是佛教直接或間接留下的影響和延續。特別是沿著絲綢之路留存下來的佛教石窟，著名的如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天水麥積山、大同云岡、洛陽龍門等大多融會了東西方的藝術風格和佛教精神，是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精神層面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也開始了中華文明吸收外來文化的先河。

　　絲綢之路是橫貫亞歐的商業要道，是古代東西方之間的貿易之路，也是一條東西各國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大路，而以溝通當時國際貿易最為突出。《后漢書·西域傳》說：“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反映出使者往來不斷，商販不絕于旅的情景。絲綢之路也是古代中國文明作用于世界歷史的重要杠桿，是古老的中國走向是世界、接受世界其他地區文明營養的主要通道。中國文化性格的塑造、中國歷史的具體形態，都與絲綢之路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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