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檜(公元1090～1155年)，字會之，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一代漢奸。南宋時期，他把持朝政，通敵叛國，殘害忠良。尤其可鄙的是他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了抗金名將岳飛，留下了千古罵名。他將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遺臭萬年。

　　秦檜是何時淪為金國的奸細的？據推測，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他為金人擄獲后，由囚徒淪為了內奸。秦檜在金的所作所為，今已無處可查。但是關于秦檜的南歸，頗能說明問題。他自己說是“殺監己者奔舟而歸”，對此當時人就很懷疑，但因有宰相范宗尹、知樞密院事李回的極力保薦，所以才被高宗接納，最終令高宗對他深信不疑，并委以重任。紹興初做過宰相的朱勝非在《秀水閑居錄》中說：“秦檜隨敵北去，為大帥達賚(又名達懶、達蘭，即完顏昌)任用，至是與其家得歸。檜，王氏婿也。王仲山有別業在濟南，金為取千緡其行，然全家來歸，婢仆亦無損，人知其非逃歸也。”另外有記載說，秦檜在金朝獻和議書，當時金統治者賜他錢萬貫、絹萬匹。建炎四年，金朝攻楚州，秦檜竟然被允許用船將全家帶回，不是奸細，能得金人如此恩寵？實情是，建炎三年，金兵南侵時，秦檜作為金太宗之弟撻懶的隨軍轉運使同行。臨行前，秦檜欲攜其妻王氏南下，又恐撻懶不允，于是假裝爭吵，并故意讓撻懶知曉，終于獲準。而秦檜此番南下的重要任務就是誘使宋朝與金達成和議。

　　從金人那里也能找到秦檜投降金人的確鑿證據。宋嘉定七年(金貞?二年)，金宣宗為避蒙古的兵鋒，迂都于南京(汴京)，著作郎張師顏在《南遷錄》中記載過此事，其中兩處提及秦檜。一次是討論是否遷都，直學士院孫大鼎在講到遷都的必要性時說：“天會八年(宋建炎四年)冬，諸大臣會于黑龍江之柳(御？)林，陳王悟室憂宋氏之再興，其臣如張浚、趙鼎則志在復仇；韓世忠、吳則習知兵事，既不可以威服，復構怨之已深，勢難先屈，欲誘以從，則陰縱秦檜以歸。一如忠獻之所料，及誅廢其喜事貪功之將相，始定南疆北界之區劃，然后方成和議，確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民多流寓于江南，及杜充、張忠彥之家屬悉令發還，蓋懼在南或思歸南，鼓煽搖惑，易以生隙，務令斷絕，始無后患。”

　　還有一次在蒙古軍攻陷復州、順州時，被俘的金同知縣趙子寅、督運天使張元應二人得以逃脫，他們回來后建議遣使向蒙古乞和，金宣宗下旨封趙子寅為直昭文館，張元應為總天馬飛龍十七監。權給事中兼知制誥孫大鼎封還錄黃，奏曰：“多事之世，士無常守，外順內逆，惟利所在。子寅、元應之歸，朝廷以其言遣使，遂以為誠，臣深疑之。自天統之中，至今三十年，北兵陷執官吏不知其幾多，不知其存亡，傳聞戮辱囚苦，皆是求死。獨此二人忽然逃歸，情態張皇，氣貌不改，恐未必非敵之間。古事臣不必言，謹按國史，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慮南宋君臣之刻苦于復仇，思有以止之，而勢難于自屈。魯王曰：‘惟遣彼臣先歸，因示空(恐)脅而使其臣順。遵之，我佯不從，而勉強以聽，感可以定。’忠獻曰：‘我軍初到太原，孝純見霍安國之使，使來迎降。即得太原，一鼓渡河。取洛陽。圍大梁，皆由先取河東，彼此誰不怒之，仇之，如何得位得志？此事在我心中三年矣，只有一秦檜可用。檜初來說趙臣得人心，必將有所推立；不及半年，其言皆驗。我喜其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外拒而中委曲順從。間語以利害，而檜始言南自南，北自北。’”

　　上奏中的“只有一秦檜可用”、“而檜始言南自南，北自北”表明秦檜已死心塌地投降金朝了。

　　秦檜回到宋朝之后，由于得到高宗的寵信而官運亨通，直至占據宰相的高位。自此，秦檜獨攬朝中大權，積極從事投降叛國活動。紹興八年，他代表高宗拜受金朝詔書，接受“和議”，而后為了討好金人，又以“謀反”之罪殺害了力主抗金的愛國將領岳飛。紹興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十月，中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大漢奸秦檜病死臨安，謚號“繆丑”。他的賣國行徑使他成為千古罪人，為后人所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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