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現在有相當比例的產婦放棄自然分娩方式，選擇剖宮產。我國每年有2000萬名新生兒出生，這就意味著每年大約新增1000萬名剖宮產兒，他們以非自然分娩的方式來到這個世界上，這不能不讓人感到震驚！”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張為遠教授如是說。

　　張為遠說，剖宮產雖然是解決難產、縮短產程的最佳方式，但作為一種有創、非自然的手術方式，對新生兒的健康勢必造成傷害。

　　對剖宮產的新生兒而言，剖宮產兒體內的免疫因子含量明顯低于陰道分娩者，易患感染性疾病，而且死亡率高。由于缺乏自然產程中產道的擠壓，剖宮產兒容易發生呼吸障礙，其發生持續性肺動脈高壓的幾率是陰道產兒的5倍。單根據孕周決定手術分娩時間，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醫源性早產。此外，在手術中造成的產傷也并不少見，主要是皮膚切傷和骨折。從遠期看，剖宮產對嬰兒的腦功能、感知覺、神經系統發育等都可能產生不良影響。在出生后第7天—第14天，對新生兒的20項行為神經進行評分，剖宮產兒得分均低于自然分娩兒，雖然在第28天二者評分無明顯差異，但剖宮產對嬰幼兒神經系統的傷害仍值得進一步研究。

　　此外，對產婦而言，在術中可能出現仰臥位低血壓綜合征、子宮異常出血、臟器損傷、羊水栓塞等并發癥，術后產褥病發病率和產褥期感染發生的幾率也大大增加，而剖宮產術后子宮切除發生率為陰道分娩后的23倍。有分析表明，剖宮產對母親產后15年的顯著影響是子宮內膜異位癥、性生活不適和盆腔炎。

　　與手術的風險相比，我國近年來剖宮產率的上升勢頭顯得更加觸目驚心：在上世紀60年代，我國剖宮產率還徘徊在5%左右。上世紀90年代末期，這一比例大幅躥升。近10年以來，我國剖宮產率普遍在50%—60%，現在個別醫院的剖宮產率甚至達到了90%。而同期歐洲國家的剖宮產率則在15%左右。

　　原本用于處理少數高危妊娠的手術方式，如今在我國為何呈現出遍地開花之勢？

　　“社會因素是導致我國剖宮產率迅猛上升的主要原因。”江蘇省人民醫院婦產科王海琦教授說，作為剖宮產指征的社會因素是指產婦在臨產前或產程經過中并沒有難產跡象，但家屬或患者本人提出剖宮產要求，或按社會習俗自選“好日子”讓孩子出生。對分娩痛的恐懼心理以及對分娩生理過程、術后并發癥的不了解導致很多產婦認為“切一刀”就萬事大吉。

　　事實上，這“輕松一刀”可能給她們帶來無法彌補的傷害。王海琦說，以江蘇省為例，1990年—2005年間全省死亡的產婦中，以社會因素作為手術指征的剖宮產死亡產婦比例從零上升到17.86%。另一方面，隨著剖宮產率上升導致因手術死亡的人數比例也明顯增加。1990年，江蘇省剖宮產率在15%左右，手術誘致死亡率為5.93%。到了2005年，剖宮產率上升到40%，最高的達到65%，手術誘致死亡率攀升到29.78%。

　　“社會因素不應作為剖宮產的手術指征。剖宮產也不是可以隨心所欲選擇的生產方式。”王海琦還提出，尊重病人的自主選擇權，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將剖宮產列入產婦分娩的自選方式中。分娩方式的選擇應當是指產婦在仰臥位、蹲坐位、坐位、跪式、水下或鎮痛分娩等自然分娩方式中選擇自己認為最舒適、安全的方式。

　　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小時的生產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兇險病癥、拒絕為產婦實施剖宮手術所帶來的潛在醫療風險、對產程進展估計缺乏經驗、對手術后帶給母嬰健康的損傷考慮不足，也使得不少醫生面對希望剖宮產的產婦及其家屬時，樂得順水推舟。和自然分娩的漫長煎熬比起來，耗時十幾分鐘的手術顯然更節省精力和時間，也免去了許多麻煩。

　　王海琦認為，要降低剖宮產率，醫務人員需要多在醫患溝通上下工夫，讓產婦及其家屬充分了解剖宮產的利弊，而不是以偏概全，僅僅追求“切一刀”的簡便快捷，卻缺乏對手術風險的正確告知。“醫患溝通應該從孕期體檢開始，正常產婦孕期體檢只需3次—4次，每次醫生至少應與其交流20分鐘—30分鐘。只是簡單幾分鐘的體檢，說一句‘沒事，很健康’不可能打消產婦心中的擔憂和顧慮。通過全面介紹剖宮產對母嬰健康的利弊、正常分娩的過程，教給她們自我保健的技能，有助于增強產婦自然分娩的信心。”

　　醫護人員的安慰、鼓勵也能解決很多問題。比如告訴產婦每次宮縮時如何調節，為產婦按摩、推拿舒緩疼痛，解釋產痛機制及非藥物鎮痛方式，取得產婦信任，讓她們了解到有值得信賴的專業醫護人員在身旁守護，自己是安全的，她們也就更愿意選擇自然分娩。

　　“當然，取得產婦及其家屬的信任，醫務人員必須能夠準確識別分娩期的高危因素，及時采取有效對策，不能降低了剖宮產率，而新生兒窒息、死亡率卻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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